7月9日，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办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建议评估讲座举行。
IMF独立评估办公室 (IEO) 主任查尔斯∙柯林斯（Charles Collyns）, IMF驻华首席代表席睿德（Alfred Schipke）,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 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德州扑克大小
教授、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何平出席讲座, 四位嘉宾围绕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独立评估办公室发表的两份评估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监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建议》和该报告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关联性做出了精彩深刻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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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CIFER主任鞠建东担任本次讲座的主持人。
马骏发言表示，IMF独立办公室的工作透明度值得赞赏，这种公开发布评估报告的做法可以让各界了解IMF对国别评估的过程和各个部门的不同意见, 以及对未来进一步完善的多种考虑。
马骏认为，金融部门评估规划（ 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me, FSAP）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是非常有价值的，通过这个项目定期对各国的金融系统稳健性的评估, 指导发展中国家对金融稳定进行分析, 包括压力测试。
马骏指出，FSAP仍然面临的几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要进行宏观金融分析(macro-financial analysis)。截至目前, 多数金融压力测试都是静态的, 即基于一系列的假设, 如GDP增速降低几个百分点, 资产价格下降百分之几十, 要求估算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比例产生了哪些影响，但静态分析有两个明显弊端, 容易严重低估金融风险。
首先，静态分析中没有金融机构违约倒闭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反馈机制。事实上, 如果由于宏观经济表现不佳, 银行出现违约或倒闭, 就会出现信贷收缩、企业减产、需求萎缩, 从而使得宏观经济指标 (GDP、资产价格等) 再度恶化, 而宏观经济的继续恶化会使得银行的问题和风险进一步加大。
其次，静态分析中只测试单个金融机构受到一组宏观经济变量变化的冲击, 但不考虑一家金融机构违约倒闭对其它金融机构的影响。事实上, 许多金融危机之所以如此之严重, 主要不是因为初始冲击有多大, 而主要是由于一家金融机构“出事”之后传染到的一大批其它机构。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团队在与多国央行合作的基础上, 构建了以中国数据为基础的金融危机传染模型, 可以用来模拟一家银行违约或倒闭之后, 如何通过价格渠道、网络渠道和挤兑机制将危机传染到其它机构, 即第二阶段会有哪几家银行会出现危机, 第三阶段会有哪几家银行出现危机等等。马骏认为, 这种方法应该逐步被更多的监管机构在金融风险监测和评估中采纳。
马骏还特别提到，非常规货币政策是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管理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但是从新兴市场或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 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发达国家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 即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 尤其是QE和退出QE的政策对国际资本流动和发展中国家汇率的冲击。IMF提出了一套应对资本流动的管理框架 (CFM), 但比较原则性, 虽然列举了一些工具, 但对各种工具在短期内、中长期内的有效性缺乏具体、可靠的评估。
马骏认为，在美国退出QE的过程中, 出现了几轮新兴市场资本外逃和大规模货币贬值的压力, 新兴市场国家到底应该在何种条件下, 采用哪些CFM的工具, 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有比较明确的指南。
另外, CFM的手段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救助手段如何配合也值得深入研究。比如, 一国在货币面临贬值压力时, 可以采用一些称为“宏观审慎”的类资本管制措施, 也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来抵御资本流出, 也可以找其它国家进行货币互换, 可以申请区域性的救助机制, 甚至申请IMF的项目, 但每种政策都有副作用, 有的甚至是“毒丸”。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汇率大幅贬值压力时都是手忙脚乱, IMF有必要系统性地研究各类应对措施的优劣和在不同条件下的适用性。同时, IMF可能起到的一个作用是,要求发达国家将其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纳入其货币政策决策的考虑之中。
最后，关于中国与FSAP的合作，马骏给出了三点建议。
首先，FSAP需要有一个稳定的中方合作团队, 这个团队应该能持续地了解国际上关于金融稳定的分析和风险管理方法, 开展有效的国际沟通，有能力将一些最佳国际实践 (包括分析工具) 运用到国内。这个团队中应该包括一批有金融市场经验、有模型分析能力、能进行国际对话的专业人士。
其次，需要提高FSAP的频率。马骏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每五年做一次FSAP可能是不够的, 可能要每两三年做一次。
此外，通过研讨会、发布会、培训班等方式更好地传播FSAP的理念、方法、工具，并通过这些活动培养一批人才。
